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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英俊
 龙海许氏家族简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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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中叶至清前期圭海许氏家族所处的海洋环境

自明中叶起,圭海许氏美江、月港、港滨支派均分布在海澄县境内。考虑到港滨支派在明末清初历史时期中家族建设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下面笔者将花较多的笔墨来介绍港滨许氏。

港滨,地处峨山脚下,本为漳州府龙溪县地,明中叶海澄设县之后属城外东路港滨社,今天隶属于龙海市东园镇港边村。港滨许氏始祖业基公乃美江大宗之四代孙,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从美江入赘于港滨,其后世子孙遂生聚于此。 1另外,美江许氏五代孙还有一支迁往漳浦县文山。 2

我们知道,从明中叶开始,伴随着海上私人贸易的发展,离港滨不远的月港日益繁荣,逐渐享有南方小苏杭之盛誉。然而,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起,长达二三十年的倭乱开始蔓延到月港地方,港滨许氏族人的聚居地也不能幸免于难。根据族谱的记载,嘉靖倭乱之际,海寇进入港滨,世谟公倡议招募丁壮修筑峨山废寨以供族人居住,同时组织人们昼夜进行巡视,以确保族人的安全。 3从官方资料记载可知,伴随嘉靖倭乱,明朝政府首先做出的应对措施是不断加强对地方社会的军事控制;其次,还采取了增加行政治所的办法——设立海澄县,治所选择在月港。除此之外,隆庆初年,明朝政府决定在漳州月港实行有限制地开放海禁的政策,允许老百姓前往海外进行贸易活动。自此,月港进入了合法贸易的时期,万历年间岁额二万有余的舶税收入有力地支持了福建地方财政。与此同时,福建海洋环境实现了平衡,海洋社会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由龙溪人张燮编纂、漳州地方官主持刻印出版的《东西洋考》一书,描绘了隆庆开海之后月港地方海外贸易的盛况。但是另一方面,这一著作也向我们透露了包括税珰高寀入闽横征暴敛 4以及商困 5在内的一些信息,让我们看到了繁荣背后潜伏的隐患。

天启崇祯年间,在内外交困的情形下,明朝政府对海洋逐渐失控,一时之间,东南洋面上出现了诸如红夷等入侵澎湖的事件,以及李魁奇、刘香、颜思齐、郑芝龙等海寇商人的威胁。尽管,明朝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捍卫海防,但是,其效果大都不见其效。杨国桢先生研究认为,此时的海洋社会再次脱离明朝体制,进入海洋权力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而后,郑芝龙独树一帜之后,势力迅速壮大,打破以俞咨皋为代表的官府操控海洋社会权力的格局。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受抚,海洋社会才又重新纳入到明朝体制。与此同时,郑芝龙开始以政府的名义打击各方海上势力,逐步实现了对海洋的控制,直至郑成功建立海上政权。明末海洋社会权力经历了从民间——地方官府——海上政权的整合。 6明清鼎革,清朝政府与郑氏海上政权在闽南沿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从这边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从明朝末年开始,福建地方海洋社会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处于这一事态中心的海澄(月港)更未能置身事外,《高阳圭海许氏世谱》为我们了解当时情形提供了资料来源,如:

老公,号端毅,行长,赋性沉静,尤好施与,远近咸称之。时海寇据澄,沿乡虐派,稍不遂则焚掠靡遗。一日,魁丑率其类剽及港滨,闻言老公居是里,咸曰:老舍,纯厚人也,不可以惊,遂他往,里社赖以安全。 7

又如:

硕功公,字敏生,号毅烈,幼名敬……甲寅,海寇由浮宫登岸,肆掠峨山居民,飘至本族,公与太封英生公慨然振臂呼族中丁壮立里门,怒目以拒之,寇见公须眉轩翔,悉惊退,族赖以安。辛酉岁,重建祖庙,从兄豫生公推公往江右,而宫傅公取费躬赍旋里,无劳瘁色。及宫傅公修理新陂水利,又与同事者区处尽制,时乡族咸嘉其为人,谓有古豪杰遗风焉。 8

再如:

(评公)尝过槐浦,闻孀妇哭殊哀,询之则其子掳于海,公怜之,为赴郑垒伸救,郑成功怒将加害,以实具告,郑高其义,欲留为亲尉,公以母老辞不就。郑威胁至海门楼艚,公佯服,俟其防稍疏,奋越十数舰,水泳以归。邑令余公闻而壮之,欲举为练长,又以母病固辞,会逢母丧获免,乃躬率诸子退耕鹿陂之野,深自晦藏其动履。 9

从上面的资料,我们可知,在明清交替之际,圭海港滨许氏族人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来自海上的压力威胁着他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顺治辛丑(十八年,1661年),清朝政府为了对抗郑氏海上集团,实行迁界政策,海澄港滨许氏族人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为原先可以通过寒窗苦读进而出仕的上升之路增加了不稳定因素,一些港滨许氏族人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自己的人生,如之琛公:

之琛公,字献其,幼名严。……迨辛丑播迁,遂辍业,力田以养二亲,心知季弟之克赞父志也,每晨夕惟勤学是嘱,以故弟乖宝公……至若捐资鸠众创置田以隆私祖祀事,尤见孝思。广文魏公牒邑韩侯举宾筵赠额仗国流风。 10

再如许良彬之父英生公:

(英生公)生明崇祯丙子年,迨岁辛丑,播迁之令下,兵荒转徙,遂辍举子业,从仲氏于田,竭力以供菽水得二人欢,至甲辰饥疫……时海寇肆掠峨野居民,公率众御里门捍卫乡,族人胥德之,及见江河日下,水陆寇炙,遂讲求兵法以图戡除。迨少傅公镇粤东,知公才略,召参帷幄,遇事多所赞襄,益为少傅公所亲信…… 11

又有汝经公:

汝经公,字行一,……时海寇入澄,民遭荼毒,不得已兄弟携眷避乱西入豫章,依功叔少傅公居建昌,三载布素自如,同甘淡薄,绝不见一毫荣耀语。迨海氛荡平,壬戌九月,相携归里,及少傅公移节东粤,一十三载昆弟未尝足踵,家居惟课子侄认分耕读余无所计较,每遇事有关名节者,辄取义裁之,而无所阿附。…… 12

由此可见,明清鼎革之际,海澄港滨许氏族人所处的海洋环境不是那么的平静,特别是明朝末年以来,各方海上势力在福建东南沿海区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并迅速波及港滨许氏族人的聚居地,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生命和财产的威胁;而顺治十八年迁界令的实施,使得这一局面进一步加剧,族谱中因乱外逃因海寇之乱逃居外地因寇乱播迁逃居外郡以及因迁界逃居外地的记载到处可以看到,因此可以说,海澄港滨许氏家族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二、清初许贞率部归清以及大量许氏族人从戎行为

通过对《高阳圭海许氏世谱》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明清鼎革之际,海澄港滨许氏出现大批族人从戎的社会现象,截止至雍正七年(1729年)许氏族谱的最终修订时间,单是谱中本族所出仕宦名纪武秩的条目下,仅统计清朝的就有二十三人之多,即:许贞(正) 13、许颖、许汝杰、许赏、许玉、许朝辅、许正、许耀、许得功、许云、许得、许良彬、许凤翔、许鹏、许方度、许元、许国、许兴、许蔡连、许连、许日漒、许宜、许刘春等人。下面,笔者将选取生平事迹较为详细的部分武将,结合地方志书的相关记载,对许氏族人的从戎行为做一个初步的分析,先列表如下:

 

附表:海澄港滨许氏家族主要武将概况

人物

生卒时间

历任官职或封赠

对家族的贡献

对地方社会的贡献

备注

许贞(正)

生崇祯甲戌四月六日,卒康熙乙亥年三月廿三日,享年六十二

左都督、追赠太子少傅

兴祖祠、置祀田、立族长、设家规:康熙二十三年宫保提督出银一百五十两兴建美江大宗;辛酉,贞捐俸四百两重修港边祖庙

修新溪陂、筑中港、建明伦堂、通广米以济漳饥

明季海上寇兴,同诸兄弟募兵观变。康熙三年以郑氏将归清朝,授左都督,驻九江,移屯赣县,进而因功提督江西,后移镇广东。

许颖

崇祯癸酉(六年)至康熙癸未(四十二年),享寿七十一

广东雷州副将、以左都督管广东达濠营参将事

修祖庙:康熙二十三年左都督署雷州协镇出银十两并成前座(美江大宗);五十二年左都督管广东达濠营参将捐俸一百两兴修港边祖庙

建东岳,疏水利

康熙三年,海氛煽乱,以参将职等少傅公倡义归诚,……累功加至左都督;二十三年,奉旨管广东达濠营参将事;曾以官兵伏渔船中,沿海巡缉。

许汝杰

明崇祯戊寅(十一年)至清康熙乙亥(三十四年),享年五十八

 

 

 

许颖之弟。

少知书,明大义,后以金戈震动而业不终,迨海上寇兴,公遂从兄荩臣公、锐庵公募兵倡义归朝,诏移屯江右。及敬衷公卒,遂扶榇携家航海旋澄,卜筑月港之湄,其居乡也,称物平施,虽童稚亦以诚谕。

许赏

 

江西抚建广中营千总

康熙五十二年任江西抚建广中营左部捐俸一十两兴修港边祖庙

 

从少傅公屯垦江右,后以随标功员任江西抚建广中营千总,卒于官。

许玉

 

左都督授江西抚建广中营守备

康熙五十二年左都督管江西抚建广守备事捐俸三十两兴修港边祖庙

 

从少傅公克复江右,以军功纪录累加至左都督授江西抚建广中营守备,卒于官。

许朝辅

 

左都督管云南腾越镇副将事,授光禄大夫

康熙五十二年左都督管云南腾越镇副将事捐俸一百两兴修港边祖庙

 

康熙三年从少傅公归朝

许耀

 

左都督管直隶文安营参将事

康熙五十二年左都督管直隶文安营参将事捐俸三十两兴修港边祖庙

 

康熙三年从少傅公归朝

许得功

 

浙江磐石参将

康熙二十三年左都督管盘石营参将出银六两(美江大宗);五十二年左都督管浙江磐石营参将事捐俸三十两兴修港边祖庙

 

卒于官

许云

顺治戊戌年至康熙辛丑年,年六十四

台湾水师副将

康熙五十二年桐山协镇府出银十两重修港滨祖庙

 

康熙六十年,台湾朱一贵之变战死,雍正元年八月十八日《闽浙部院满题请旌奖》

许得

 

江南泸州府六安营都司

康熙五十二年任江南泸州府六安营都司捐俸一十两兴修港边祖庙

 

许颖次子

许良彬

康熙庚戌年至雍正

福建烽火门参将、金门总兵官、福建水师提督

康熙五十二年岁贡生出银二十四两重修港滨祖庙;族人有急必济,每遇岁歉,辄散粟普惠贫乏;捐金置田以供庙祀;出资刊修族谱;雍正七年恩封五代,七年荔月五日良彬续记《美江大宗重兴记》

既贵,不计较当年欺负其家族的邻右巨姓

即用知州,改授武秩。曾随族父许正于军中,受命前往外国,对海中情形了解甚深;后于粤东与南洋人贸易,讲求信用,洋人争先与之贸易,良彬遂雄于财;受姚堂、蓝廷珍赏识,入觐,以其熟悉海疆事务受用,后任福建水师提督

许凤翔

 

赣镇千戎、浙江绍兴协左军守备

 

 

许贞六子,由将材随标效力任赣镇千戎,秩满引见……雍正六年补授浙江绍兴协左军守备

许方度

 

台湾镇标右营千总

 

 

许云次子,台湾之变,随师入台,以军功加衔都司佥书补授漳浦营千总,旋调台湾镇标右营千总。乾隆六年,卒于官

许元

 

广东澄海樟林所千总、碣石镇左营守备

 

 

许云三子,谙熟戎务,以将材效力广省,制宪杨公甚器重之……台湾之变,父亡,押运广米军前接应,随师前往台湾,以功升广东澄海樟林所千总,制府孔公嘉其能,题补为碣石镇左营守备

资料来源:《高阳圭海许氏世谱》、乾隆《海澄县志》、光绪《漳州府志》等

 

从上面表格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许贞(正)是明清之际港滨许氏家族走出来的关键人物。明末海洋环境混乱之际,许贞及其兄弟数人投靠郑成功海上政权,康熙三年(1664年)率所部归清朝政府,当时与之共同行动的许氏族人包括了许颖、许汝杰、许朝辅、许耀等人;另外,族谱中许赏和许玉的相关记载也显示了他们的行为与许贞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些许氏族人后来都成为了镇守一方的武职将领,或驻扎内地,稳定清朝初年的社会秩序;或守土一方,稳固清朝政府的东南海疆。在内地,他们主要分布在江西、云南、直隶等地方;在沿海,他们则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台湾等地方。明清之际,海澄港滨许氏家族一下子出现这么多的族人从戎投身军营的集体行为,其中亦不乏封疆大吏,这一现象无疑是引人注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族人虽非武人,却也效力军营帮忙参赞军务,如前文中提到的许良彬之父英生公。另外,还有美江、文山支派的许氏族人也投身行伍,较有作为的如康熙年间任福建水师提标左营中军守备、驻防石码、出自美江的许鹏等人。 14这边,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港滨许氏武将对清朝初期东南海防的贡献,他们从小生长于海滨社会,对于海上形势了解甚深,熟悉海疆事务,如许颖在担任广东达濠营参将期间,曾以官兵伏渔船中,沿海巡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自明朝天启崇祯年间以后,明朝政府对海洋逐渐失控,一时之间,海寇商人各凭实力纵横海上,肆虐福建沿海地区,而身处海洋社会的老百姓们在夹缝中艰难地寻求着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是故,海澄港滨许氏族人在明末清初海氛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不管是原先业儒,还是少时孔武有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从戎的道路。 15这一选择,既是当时闽南海洋环境混乱的写照,同时也为许氏族人在明清鼎革的历史变迁中抢得先机,特别是康熙三年郑氏将许贞(正)率其所部投靠清朝政府的行为,更为他们日后的发展占据了有利的社会资源。在其作用下,港滨支派为代表的圭海许氏家族迅速成长为影响地方海洋社会的重要力量,这方面的内容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阐述。

 

三、圭海许氏家族的海洋活动

诚然,明朝末年,特别是清朝初期以来,圭海许氏族人为国家的东南海防输送了一大批武职将领,为当时的海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许氏族人的海洋活动并不仅限于此。我们还应该看到,圭海许氏家族聚居于闽南海洋社会,老百姓的日常生计必然要与海洋发生联系,族谱中的《规约》部分的记载为我们留下了历史上许氏族人关于家族生计的一些史料,如:

……

一、延世业

本处泥泊即上祖遗泽也,岁有船只修造顿柴木等税,若背地而私肥之,实酝酿争端矣。自今起,凡泥泊等税不论多寡,当年者眼同公取充为祠中什费,须逐一报明,毋踵前弊,察出倍罚,有慢不催取者,责在当年,公估倍偿,各须任劳增光世泽。

……

崇祯十四年辛巳仲冬之六日阖族谨识 16

从上面这则史料,我们可以知道,圭海许氏族人把泥泊等作为全族的公产,每年可以收取船只修造顿柴木等税,禁止个人滥用公权,而是把这些税充当祠堂中的公共开支,同时要求每年的执事者把列出详细的说明以达到全族人共同监督的目的。这一规定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族谱的规约形式确立下来,并加以推行。

前文提到,自明中叶以降,月港地方因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日益繁荣,聚居于圭海的许氏家族对于海外贸易自然不陌生,而后来担任福建水师提督的许良彬以其具体实践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海洋人在这方面的风采。据《高阳圭海许氏世谱》记载:

良彬公,字质卿,号文斋,幼名荫,英生公长子也,生康熙庚戌年八月廿八日……少习举子业,虽从事毛锥常有乘长风破万里浪之志,时宫傅公提军百粤,弃业往谒,宫傅公见而器异之,留幕府政务多所参酌,及宫傅公捐馆,遂浮海遍历诸外国,凡天时之常变、风潮之顺逆、山屿岛澳之形势无不留心究访,以故水务尤谙熟。 17

另外,光绪《漳州府志》亦载:

许良彬:字质卿,海澄人,人少诚实,与人无竞,长从族父提督正于军门,因究心韬略,对知交慷慨谈,谓大丈夫当巢名清时图形麟阁上,即不然亦当乘宗悫长风破浪万里,安能郁郁老宇下哉居无何。正将遣人适外国而诸子惮行,良彬请往,由是,海中岛澳风潮夷险顺逆皆了然。贾粤东,与南洋人互市,市约期而归,货直过三期则否不为负。洋人与良彬贸易成贾而返,会其国有变,逾五载乃来,良彬悉封识其直计数以偿,且予息,商人归告其酋,酋曰:能若是乎?令诸夷悉赴良彬商,遂雄于财。 18

通过上述两则史料,我们可以得知:许良彬早年跟随族父许正于行伍之中,曾受命浮海遍历诸外国,故对海上之天时、风潮、海中岛澳形势等情况了解甚深。后来,良彬在粤东地区与南洋人进行贸易,讲求诚信是他经商的重要指导原则,洋人争先与之贸易,良彬因此而雄于财。这些经历不仅为许良彬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也为其后来任职海疆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最终,许良彬以熟悉海疆事务之故受命担任福建水师提督,驻防厦门。

除此之外,许氏族谱中还记载了明中叶至清前期出海前往台湾和海外(南洋)的一些族人的信息,例如:港滨派十二世祖仕信、仕牛兄弟前往台湾,居住在台湾中路新园尾,其中仕牛生子许元、许升,而许升又生子名许廷,派下子孙遂居台湾。除了港滨派,文山派和美江派许氏族人亦有迁移台湾的记录:

十一世(文山派)韬谅,住台湾南路。子孙现存。

十一世(文山派)启盛,住台湾。

十三世(文山派)学朝,生三子。俱居台湾。

十四世(文山派)文郡,派下住台湾。

十五世(文山派)承睿、承智、承建等派下俱住台湾。

十五世(美江派)耍,宋之子,住台湾。

十五世(美江派)传,豸之子,住台湾。

十六世(美江派)恭、信、敏、惠,俱盛之子。住台湾莲池头。 19

由此可见,截止至雍正七年(1729年),圭海许氏已有不少族人渡海到达台湾,族谱上的字眼以及族人两三代人延续生活于台湾的记录,给我们透露了许氏族人已经开始定居于台湾的历史信息。另外,《高阳圭海许氏世谱》也记载了族人前往海外生活的内容:

十四世(港滨派)廷选,名待,住暹罗。

十四世(港滨派)嗣岑,名天恩,住番吧。

十五世(港滨派)成圻,名抱,故于番。

十五世(美江派)富、石、俱住番邦。 20

众所周知,由于族谱的性质等原因,对于普通的老百姓而言,他们的日常活动尽管丰富多彩,但是只有生卒时间、葬地、迁徙等信息才会进入到族谱编撰者关注的视野当中,而我们后人通过这些残缺不全的信息,也只能勾画出他们当时活动的空间,知道他们曾经跨海出洋,背井离乡,离开祖籍地,到达一个新的环境。另外,虽然这些数据在海洋活动频繁的海澄并不突出,究其原因,可能是与许氏族谱编撰的年代相关,圭海许氏族谱刊刻于雍正八年(1730年),此后未有重修。直到近年来,港滨派许氏族人正组织筹划重修族谱,并于20106月完成初稿送审。尽管,这次的族谱重修仅是圭海许氏港滨支派的单独行为,但是其族谱中仍不乏有族人前往东南亚发展的记载。

总而言之,对于圭海许氏家族而言,除了陆上耕种从事农业生产之外,海洋也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通过海洋这一流动空间,他们的足迹到达台湾,乃至南洋,寻求发展机遇。据载,1987年以来,港滨奕世堂衍派台湾宗亲曾经多次组团到港滨查对谱牒,寻根谒祖,捐资建小学等。

 

四、圭海许氏家族与地方海洋社会

圭海许氏家族以美江为大宗,又分有月港、港滨和文山三支派。明末清初,在海氛煽乱的社会背景下,族人的生存状况面临巨大的挑战,美江大宗祠堂和港滨祖庙也都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首先,以美江大宗祠堂为例:

……乃不谓顺治之初,长鲸鼓浪,恣浊南波,沿澄之区皆战垒矣。至岁辛卯,寇堕溪美铳城,是彻我祠东藩也,及壬辰初冬,复肆焚掠,奈何更毁我宗室乎,致使丘墟其地鞠为茂草,而族姓流离殆,不啻晨星寥落,即有过故宗庙庐室而彷徨不忍去者亦只嗟咨涕零于离,离彼黍间而莫可如何耳,…… 21

可见,在顺治八、九年间(1651-1652年),由于明郑集团与清军在海澄战争的原因,美江许氏族人流离四散,美江大宗祠堂也因此而破败,直到康熙甲子(二十三年,1684年)地方社会安定之后,美江大宗才得以重建。

其次,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政府为了对抗郑氏海上集团,实行迁界政策,具体落实到海澄港滨许氏族人的聚居地为朝议播迁截桥为限,而其家族祠堂却在界外,故许氏族人遂将置拆毁,直到庚戌展复。康熙辛酉岁(二十年,1681年),以军功晋秩宫保的许贞捐俸四百两,在其倡议下,港边祠堂得以复建。其后,许贞之子许凤朝亦捐金二百二两,置创义田,凡族有贫而好学及不克娶不克敛者,咸有赖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族人许之璜撰文记载了港边祖庙兴修前后的细节和捐资人的芳名录,并以阖族的名义勒之于石。 22另外,还有宫傅公太太姚氏捐出百金创置尝田, 23以及许良彬捐金三百创置尝田。 24因此,截止到雍正七年(1729年)修谱之时,单是港滨许氏的祀田就已经包括了:港滨始祖业基公祀田、港滨三房二世祖恒溪公祀田、港滨三房三世祖尊德公祀田、港滨四房二世祖佛公祀田、港滨四房长三世祖雪庵公祀田、港滨四房二三世祖乾载公祀田、港滨三房二四世祖尚禹公祀田、港滨四房长四世祖逸斋公祀田、港滨四房长四世祖果斋公祀田、港滨四房长五世祖质直公祀田、港滨四房长五世祖甫最公祀田、港滨四房二七世祖毅质公祀田、港滨四房长八世祖敬衷公祀田等众多田地。 25

与此同时,许氏家族的众多武将们也纷纷捐资,积极参与美江大宗和港滨祖庙的重建活动,具体情况可参看前文的列表,观其时间主要有康熙二十三年和五十二年两次较大规模的捐献。港滨许氏家庙历经屡次重修,时至今日,朱红色大门上皇恩祖德的字眼,仍然诉说着先人们的历史功绩。

早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时候,许良彬之父英生公等就成为了圭海许氏美江大宗的家长。 26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月,在许良彬的主持下,许氏家族明确规定了严禁赌博公约,不允许族人参与赌博,若有发现,即无分远近,不论尊卑,会同通族家长于祖庙中,本人重责三十板,仍依禁例罚戏一台、酒八筵,并究窃赌一体责罚以为鉴戒,倘有顽抗定行呈官究处枷责,决不徇纵以乱禁约27雍正七年(1729年),许良彬时任福建水师提督,在其主持下,圭海许氏家族编修了族谱。雍正八年(1730年),许良彬还作了《祖庙规约序》,以规范族人的日常行为,希冀圭海五乡称之为良族,具体要求为:一、祖庙祀考;二、主祭定议;三、中元恤典;四、族望仪型;五、佐理清规;六、归厚要言;七、亲睦为怀;八、规例酌宜。 28

圭海许氏族人在个人和家族获得发展的同时,还积极投身海澄地方海洋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许正父亲炳公,幼喜读书,长而言行不苟,小试辄前矛而困于学宫,慨然曰:人能有益于世,何必仕宦。于是,桥梁水利凡可济人者,不惮为之,尤喜为人排解赒赈,乡族人赖之,谓彦方郭解合为一人也29康熙三十年(1691年),许炳入祀海澄县乡贤祠,生平事迹略载邑志。 30另外,根据光绪《漳州府志》的记载:许正其为德于乡则修新溪陂、筑中港、建明伦堂、通广米以济漳饥31唐朝彝还专门就其重修陂闸一事撰文,后勒之石碑。 32此外,许颖对于地方社会亦有建东岳、疏水利的贡献。 33

从圭海许氏家族的家族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以武将为代表的许氏族人在家族事务中的重要作用。港滨派许氏族人取得成功之后,在他们积极的活动下,原先分散在四个不同地方的许氏族人整合到了一起。 34从这一层面上可以讲,在明清之际的历史变迁中,圭海许氏部分族人通过从戎投身行伍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功,还为家族的发展赢得了重要的社会资源。而当这部分的许氏族人在个人获得发展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家族的建设;反之,在其家族日益壮大的同时,规范族人日常行为亦成为许氏家族不断完善自我的重要内容,如上面提到的许良彬作《祖庙规约序》一事。这样,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了圭海许氏家族的发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不可忽视文人士绅的作用,只是由于家族中武职将领的突出作为而掩盖了文人士绅的声音,但族谱中的相关记载显示了文人士绅在家族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圭海许氏的影响力还超越了家族,他们积极投身地方公共事务的行动,也推动了地方海洋社会的发展。

 

五、结论

几年前,王日根教授曾经撰文,专门探讨了外患纷起与明清时期福建家族组织建设之间的关系,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35在本篇文章中,笔者立足于明中叶至清前期闽南的海洋环境,主要考察在海氛煽乱的情形下,老百姓以及他们的家族是如何应对的?同时,分析海洋社会中许氏族人的海洋活动,进而探讨海洋环境与家族发展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在通过对圭海许氏家族的总体考察之后,可以看到,从明中叶至清前期,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许氏家族所处的海洋环境是比较混乱的,海氛煽乱的因素对许氏族人的日常生活已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部分许氏族人做出了从戎投身行伍的行为,先是投靠郑成功海上集团,后于康熙三年转投清军阵营。此后,家族中的众多武将致力于清朝初期社会秩序的维护,同时,生长于东南海滨的经历使得他们在闽广地区的海防建设方面游刃有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明末清初的历史变迁成为圭海许氏家族发展的一个契机。在个人和家族获得发展之后,圭海许氏族人还积极投身海澄地方上的公共事务建设,如修桥造路、兴修水利、通广米以济漳饥等活动,共同推动了海洋社会的发展。

此外,对于大多数的普通族人而言,达官仕宦或许离他们太过遥远,他们关心的是日常生计的进行和生活的维系,而许氏族谱中关于普通族人迁移台湾和海外相关记载的信息,也向我们表明了:生活于圭海之滨的许氏族人,他们除了陆上耕种从事农业生产之外,海洋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通过海洋这一流动空间,他们不仅从事与帆船相关的职业,如修造船只等,而且也会乘风破浪,到达异域,展开新的人生征程。这些经济行为都是地方海洋社会中老百姓们日常生计的一种常态。

 

 

附录:圭海许氏家族大事记

万历三十四年(1605年),海澄知县姚之兰主持修筑港滨政桥,辛丑会元翰林院编修许獬撰文《姚邑侯修筑港滨政桥碑记》。

崇祯十四年(1641年),许氏族谱关于泥泊等祖产有这样的规定:一、延世业:本处泥泊即上祖遗泽也,岁有船只修造顿柴木等税,若背地而私肥之,实酝酿争端矣。自今起,凡泥泊等税不论多寡,当年者眼同公取充为祠中什费,须逐一报明,毋踵前弊,察出倍罚,有慢不催取者,责在当年,公估倍偿,各须任劳增光世泽。

顺治八年(1651年),寇堕溪美铳城,影响到美江大宗祠堂。

顺治壬辰九年初冬(1652年),复肆焚掠,美江族姓流离。

康熙壬寅元年(1662年),朝议播迁,截桥为限,而港滨祠堂在界外,遂拆毁。

康熙三年(1664年),郑氏将许贞率所部归清。

康熙庚戌(1670年),港滨展复。

康熙甲寅十三年之变(1674),许贞以军功晋秩宫保,提督江右。

康熙辛酉(1681年),许贞捐俸四百两重修港滨祖庙。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美江大宗祠堂重兴。

康熙三十年(1691年),许贞之父许炳入祀海澄县乡贤祠。

康熙丙子(1695年),许贞之子许凤朝捐金二百二两,置创义田。

康熙壬辰(1712年),司马公充银一百五十两,用于港滨祖庙天井、水道之修。

康熙五十二年五月(1713年),许良彬《本族家长良彬演戏设席会同各房长严禁赌博公约》;本年,港滨祖庙竣工。

康熙乙未孟冬(1715年),文山祠堂落成。

雍正七年(1729年),圭海许氏族谱修成;许良彬恩封五代;许良彬作《祖庙规约序》。


1 《港滨祖庙前后兴修总记》,《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

2 《兴建大宗题名弁言》,《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

3 《封君行实·世谟公》,《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二。

4 (明)张燮:《东西洋考》卷八《税珰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5~169页。

5 (明)萧基:《恤商厘弊凡十三事》,《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35~140页。

6 杨国桢:《郑成功与明末海洋社会权力的整合》,《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北京:海洋出版社,2008年,285-305页。

7 《封君行实·老公》,《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二。

8 《德望列公行实·硕功公》,《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二。

9 《封君行实·评公》,《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二。

10 《德望列公行实·之琛公》卷二。

11 《封君行实·以粲公》,《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二。

12 《德望列公行实·汝经公》,《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二。

13 注:关于许贞(正),《高阳圭海许氏世谱》中作许贞,乾隆《海澄县志》、光绪《漳州府志》均作许正,笔者将族谱中许贞的生平事迹与之相对照,确认其为同一人姓名的不同写法。

14 《军功列宦行实·鹏公》,《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二。

15 类似的经历还有海澄霞寮陈氏家族等。

16 《规约》,《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

17 《军功列宦行实·良彬公》,《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二。

18 光绪《漳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六》,《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711页。

19 《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四、五、六。

20 《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四、五、六。

21 《美江大宗重兴记》,《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

22 《兴修港边祖庙前后总记》、《重修港滨祖庙记》,《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注:《兴修祖庙前后总记》碑现存于港滨许氏家庙。

23 《田记·姚太太捐置祀田记》,《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注:现港滨许氏家庙中专为姚氏设置了祭祀之神位。

24 《田记·捐置祀田记》,《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注:《捐置祀田记》碑现存于港滨许氏家庙。

25 《祀田》,《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

26 《美江大宗重兴记》,《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

27 《本族家长良彬演戏设席会同各房长严禁赌博公约》,《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

28 《祖庙规约序》,《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一。

29 《封君行实·炳公》,《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二。

30 乾隆《海澄县志》卷十三《人物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547页。

31 光绪《漳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五》,《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691页。

32 (清)唐朝彝:《提督许公重修陂闸碑记》,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三。

33 《军功列宦行实·汝绪公》,《高阳圭海许氏世谱》卷二。

34 在田野调研过程中,笔者记录了当地关于港滨许氏族人与美江大宗的一个民间传说,即:美江兴修祠堂之际,港滨派一族人用船运银钱前往美江共襄盛举,不料美江大宗祠堂碑记上并未镌刻港滨派族人等字眼,港滨族人愤而将银钱运回港滨创置祠堂,是为港滨祖庙也。透过这则传说,我们看到了其背后的历史含义:港滨派始祖业基公作为美江四代孙入赘港滨之后,其发展状况在美江大宗看来并不是那么重要,直至后来,港滨派族人通过从戎投身行伍等行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影响日益扩大。最终,在许贞、许良彬等港滨派许氏族人的主持下,圭海许氏家族才完成了家族整合的历史过程。

35 王日根:《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庭组织的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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